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
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像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正在读《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烦不断。
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广西的将领们（他们总是不断地造反，而又不断地失败）在六月份开始组织“全国抗日救国军”。参与此事的两位广西将领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和当时的广东将领陈济棠合兵一体。
出于相似的动机，为人熟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开始在北方活动，自任“抗日同盟军司令”。和以往一样，冯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场，他并不热心于同日本人正面交锋。
南方的问题似乎比较严重，蒋介石这个总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三个将领的抗日主张。
在起兵之前，三位将军曾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对日宣战。
蒋介石没有改变其战略中预定的先后次序，他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拿国家的命运去冒险。”如果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可信的话，那么事实上为了他们所宣称的抗日壮举，陈济棠就曾经从日本人手里购买过武器弹药。唐引用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少将的话来印证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断言。
不管怎么说，反正几位“救国者”在收到蒋介石拒绝的答复时，就统率他们的部队前进15英里进入了和广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时，蒋介石还抱着一种妥协修好的态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队后退，避免由于冲突而加剧中国的内战。
这时可以看出，对这些将领们来说，钱是比全国抗战更为重要的东西。广东急需钱用，广西则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反对运输鸦片的运动而造成收入急剧下降。在六个星期里，内部反叛和争吵阻碍了这些军队的行动。
陈济棠逃往香港，广西将领们则因蒋介石宽容的政策而受惠。作为表面上承认蒋介石的权威的回报，李宗仁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的面子保住了。
虽然这些反叛将领们的抗日立场无疑是伪装出来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对日本侵略并希望抗日的中国人却有很紧迫的理由对此表示关注。
这年年初，人们曾一度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能建立在新的、稳固而比较友好的基础上。蒋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和东京达成一项友好条约。
相对比较温和的日本外相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他有意把这个建议解释为蒋介石准备排除西方列强的势力，转而向日本寻求帮助和指导。
但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日本军人希望采取野蛮的解决办法，他们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
1月，日军借口东察哈尔应该属于“满洲国”，占领了这块中国领土。
5月，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6日，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和组织撤出河北省，并取缔“蓝衣社”的活动。这还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颁布一个“敦睦邻邦令”，答应惩治反对“友邦”的行为和言论——“友邦”是对日本的委婉称呼。
12月，中国进一步蒙受耻辱，日本人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并为“自治的”中国地区，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进一步作了妥协。在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声称：“我们不应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把我们逼到了不能不作出牺牲的最后关头。”事实上，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温和的警告：中国准备作出的退让妥协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征到达陕西。对于学生和那些反蒋的军人来说，反对日本入侵是争取力量的最好的口号。但是，更能鼓动人心的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里，埃里克·周的左倾的同学们传播着红军长征中的英雄事迹。这年秋天，他认识了黄敬。黄敬是从青岛来到这个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启威这个化名），他后来在194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早些时候，黄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临时学生，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他在那里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
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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